前者引发行政机构设置的科学性、行政效率等问题，后者带来党政关系的讨论，将过去隐藏在幕后的党政关系拉入舞台，对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来源、边界、行使方式和监督带来重大变革，引起合法性重构的压力。
[55] 参见谭清值：《合宪性审查的地方制度构图》，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2期。这种规范撤销权应被视为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的延伸，是对其规范控制型宪法监督后果的确认。
任何机关做出的同宪法相抵触的决议、决定，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有权予以撤销。[61] 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4—65页。这种监督涉及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也包括人大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全国人大始终保有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政治控制型监督的权限，这也是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的一部分。而这种同质化的理解方式会造成实践困境。
如果将常委会的宪法解释视为一种政治性的创制活动，而且得以约束全国人大，那才是真正影响了全国人大的政治权威。但历次修宪的时空背景迥异，对于宪法监督的认识、制度设计的思路不尽相同，因此并不排除同样的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表述对应着不同制度子类型的可能。《方案》赋予统战部对国家民委的归口管辖权，并将国家宗教局、国务院侨办并入统战部，实现了党对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侨务工作的领导，共同助力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
将行政机关归口到具有相近职能的党的工作机关领导，原行政机关在机构、职能、编制上仍保留，通常由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兼任所归口的党的工作机关副职。为弥合上述合法性断裂，有学者从行政法的逻辑出发，试图以行政行为本身所要遵循的依法行政要求，来规范合署之后新机构的行为，将行政行为的形式合法化要件嫁接到党政合署机构上来，以此确保党政合署后行为的合法性。三种类型的改革都引发了我们对党和国家关系的思考，这既牵涉抽象层面的党—政关系，也带来了具体的技术问题。此轮党政机构改革所涉及的领域与上述逻辑高度契合，党政合署改革中所涉及到的项目，基本上是在完善上述四项国家能力的行使机制。
本文试图回到政法的语境之中，借助宪法文本和党史文献勾勒党政关系的变迁，并揭示这种变化背后所蕴含的规律：从党政不分到党政分开、再到党政分工的演变。例如，尽管不同时期的好法官意象不同，但是在司法机关参与社会治理实践时，法院、检察院共同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践行为以人民为中心改革的初心，法官和检察官也同样需要去清理街头的小广告、帮农民工讨薪甚至要驻村扶贫，马锡五审判宋鱼水经验枫桥经验在中国长盛不衰。
在改革深水期，传统的法治逻辑难以解决由于利益分化而带来的公共意识薄弱、发展不平衡等深层次问题，可能无力迅速有效解决社会冲突引发的危机，或因缺乏合宪性审查机制而不能及时纠正立法权、行政权运用不当的后果，或耽于完备而繁琐的程序而贻误民生所需之公共物品的开发和供给的时机，也正因此，在依法治国这一长远目标之下，党治还有其存在的空间。解答上述困惑，需要重视党领导依法治国的思想、理论及其在制度和实践中形成的政法体制，还原制度的理论与历史语境，从历史的维度梳理不同时期党领导行政的制度变迁。1978年的中央政法小组的职权很实，实际上成为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民政部各党组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个层级。中国法学界对党法司法权研究成果丰硕，但对党如何领导立法和行政则研究较少。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政党还是人民群众都会被不断重新定义，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两者的关系逐渐地转化为相对一体的关系。党在革命中所发展起来的群众路线就体现着这种代表性，为人民服务是新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石之一，群众路线是其基本底色。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斗争也是高频词汇之一，斗争精神斗争本领敢于斗争也被纳入二十大后新修订的党章之中。合署办公后争议的核心在于，具体行为是合署机关做出的政治行为，还是行政行为？相关决定是基于党内法规作出的，还是基于国家法律作出的？应该如何监督此类行为，是否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传送带模式是行政权运作的基本逻辑。
汪晖将政党遭遇的官僚化困境概括为现代政党政治中的政党国家化危机：政党不再具有19世纪时的那种代表性，而成为国家机构的附庸，政党（有可能）日益服务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在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中，合署合并有多种类型，有的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合署办公，有的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关的整合。
在治理现代化的努力中，尽管包括司法、执法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都面临着理性化、专业化的要求，但司法比立法、行政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学术界对政治责任的研究并不多，更多是从学术的角度分析政治责任的学术起源、性质、构成要件，法学界对政治责任也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如对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分野的分析，以及对在环境污染防治、食品药品安全等执法领域中引入政治责任的必要性研究。
但是，不受司法审查，并不代表党政合署机关的政治行为是放任、没有约束的。然而，革命不可能是常态，需要判断敌友的例外状态总是罕见的，宪制时刻只是零星分布在常规政治中。首先，在党与国家两个维度中，国家的科层式治理更加关注即时性的问题，而党所代表的价值是有时间指向性的。就党政合署行为的主体而言，实践中遇到最多的是党政联合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管理行为，是否需要遵循《政府公开条例》的要求公开的问题。二是中纪委与国监委的合署办公，实现了对党员、尤其是干部的日常监督和事后惩处。韦伯认为，政党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英美式官僚制的政党，以官职续任权或占取官职为目标，一类是基于信仰或世界观成立的政党，如取消了社会主义者镇压法之后的社会民主党。
第四，党的吸纳整合能力主要体现在统战一线工作中。这既是应对中国法律社会学困境的出路——通过引入政党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集团、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博弈。
同时，群众也不是不变的，会随着变化而不断进步，从而又反过来对党提出新的要求。法学界则更多关注改革所带来的合法性困境，党政机构的合署合并改革使得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变成一套人马，可能会引发合法性链条的断裂：在八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主权模式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行为需要有国家法律的授权。
在党章中共产主义是高频词汇，更为重要的是，丧失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对党员干部进行纪律检查的重要依据，常见于相关的党内通报中。例如，为了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管理，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中央统战部领导，国家民委仍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家民委主任兼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政治责任是一种后果主义的伦理责任、实质责任，这种责任比形式主义的法律责任要更为厚重。2023年4月10日，在国家法官学院开学第一课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授课时就强调，将能动司法贯穿于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审判工作的始终，避免消极审判、机械司法、就案办案。 摘 要：党政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宪制的基石之一。不同于美国宪法的现在—未来两个维度的时间观，中国宪法中存在着特殊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向度的时间观。
法学界特别关注政法体制的内涵：政法机关的相互关系、政法机关的外部关系、执政党与政法机关的关系这三重主轴关系，形成了条块关系中以块块为主的同级党委领导体制、央地关系中的党内分级归口管理与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前者引发行政机构设置的科学性、行政效率等问题，后者带来党政关系的讨论，将过去隐藏在幕后的党政关系拉入舞台，对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的来源、边界、行使方式和监督带来重大变革，引起合法性重构的压力。
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文革结束后得出了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结论，无论是民主还是法制，都建立在重新厘定党与国家关系的基础上。
韦伯对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非常有兴趣，认为其超越了官僚制的束缚。政法工作领域经历了从1978年的中央政法工作小组到1980年的中央政法委的调整，两个机构的差异主要体现为职权从实体到虚体的转变。
在合署机关所做出行为中，有些行为或许难以借助行政诉讼的方式予以监督和审查，但是却落入了党内法规所构建的政治责任体系之中。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摆正了党和国家的关系，十二大党章明确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对党政关系的质疑与思考，与党法关系的逻辑具有高度相似性，关注司法体制改革的法学学者，也对由监察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党法关系调整提出质疑，勾起人们对党如何领导司法的猜想前者依据后者才具有效力。
[98]但王宠惠宪法草案并未赋予国民（全体）以某种实体权力，其所用的主权大概亦仅具备正当性的要素。[98]参见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291页。
同时，属于人民的表述也富有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特色，和二战后成立的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主权条款的表述相同[121]，而区别于联邦德国基本法、奥地利联邦宪法等资本主义类型宪法来源（ausgehen）于人民这一含义模糊的表述。（4）地方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与双重从属原则，地方权力机关对其选民负责同时对其上级机关负责，地方执行与号令机关服从选出它的地方权力机关同时服从上级执行与号令机关。
[121]如1947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1款，1949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2款，1952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第2款，1952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苏联和中国宪法学者，皆认为该条款确定了人民主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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